严歌苓在虚构之中讲真话

2018-04-24 08:20 北京晨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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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去想想《红楼梦》,再看看脂砚斋,这基本上就是小说虚构和原型真实的区别。虽然曹雪芹写的是自己的家史,自己的故事,但是已经抽离开,有很多抽象出来的东西。”随着严歌苓以红楼梦与脂砚斋的点评为例讲起,一场对其小说创作“原型与虚构”的探讨拉开序幕。日前,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,邀请《读库》主编张立宪与著名作家严歌苓进行对谈,严歌苓指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个尚未被发掘的面向,而小说创作则是把这一个面向放大为作品人物身上的某种主要特质。而对于多数公众了解她的作品是通过《金陵十三衩》《归来》《芳华》等影视化呈现的现状时,严歌苓直言很悲哀,想写一部“抗拍性”小说。

《芳华》  萧穗子其实非常狡猾

在严歌苓的小说改编剧中,《芳华》可谓是近期的大热门,严歌苓称:“《芳华》这个作品中,萧穗子的角色是非常狡猾的,你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十七八岁时严歌苓真实的情况,但实际不是,我还是虚构了很多东西。我觉得一旦把‘我’变成小说里的第一人称,我就有一种‘自我审查机构’开始工作,比如什么行为不可以加在‘我’的后面等。但如果不用‘我’这个第一人称又写不好,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人,所以我想把文中的‘我’写得可信,还是习惯在小说中用‘我’这个第一人称。”提到《芳华》不得不让人想起严歌苓十年前的一部作品《穗子物语》,严歌苓则把《芳华》叫做《穗子续集》,“穗子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叙事者,不像《灰舞鞋》里写穗子犯男女作风错误,在部队里被批判。实际上,穗子这个人物就是就亦真亦假。”严歌苓说。

迄今,严歌苓所著了多部女兵题材作品,但她表示,笔下的女兵并非自己。“虚构是最自由的,我在虚构作品里讲的都是真话。我认为小说家最大的趣味就在于,将自己梦想成为或者耻于成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,这些人物实际上可能都是你心里很黑暗的或着迷的东西,只是把它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。”她笑谈,虽然自己不打算再写女兵,但可能会写脱了军装后女兵的生活。

《小姨多鹤》  带有一种朦胧感

这类虚构的作品还有《小姨多鹅》,这个故事严歌苓只写了三个多月,但之前却酝酿了二十多年。严歌苓坦言《小姨多鹤》非常难写,“这个故事真实的原型我有,是关于日本遗孤。我在中国方面、日本方面也都与真实人物接触过,但是很久没有动笔。因为亚洲人和亚洲人的差别非常难写,直到有一天我到了日本一个小山村,看到日本老板娘铺床、擦地……发现她的背很有表现能力——传统的日本女人老是用背在跟你表现着什么,她的勤劳,她的那种含蓄,她的那种宁静,都好象是用背来表现的。从这个意义上,我忽然抓到日本女人的那种‘气味’,于是才有了‘多鹤’这个形象。但是你怎样能够把她变成文学?这就需要一个从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东西,为什么它不叫《母亲小环》,为什么不叫《秘密家庭的秘密》,而是叫《小姨多鹤》,就是因为我找到日本人这样一个意象——小姨多鹤是日本人留下的、敌人的女儿,讲她怎么被接受并共存下来的故事。”

“艺术就是艺术家带着自己性情诠释出来的真实。”严歌苓借用左拉的名言说明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所谓“真正的艺术”,其实是一种属于创作者的性情化之物。“我每个作品都酝酿很长时间”,严歌苓解释道,“比如《小姨多鹤》,我一直在想,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?它应该比真实的故事更有意义。但这个意义如果只是反对战争、女人是战争创伤的疗治者之类浅显直白的东西,这肯定完蛋了。”她认为一种好的写作情绪是没有太明确的导向或者判断,而故事的主题一定要丰富,有着多重意义,带有一种朦胧感,讲不明白的躁动。

《雌性的草地》 气息和神韵学校教不来

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,严歌苓表示从写作方面来讲,《雌性的草地》是自己写得非常好的作品。“那个时候正是我最有激情、有才华、有诗意的时候,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写出那样的作品,如果我现在再来写那一类作品,我肯定写不出来。”据她介绍,《雌性的草地》之后,她来到美国接受专业的写作训练,但谈及接受写作训练的优劣之处时,严歌苓称最恶劣的是自己再也写不出《雌性的草地》这样的作品。“作品的创作是无章程的,就是凭我的才华,收集大量的画面在脑海里,留白也特别多。后来学习了一个作品怎么长出好看的肌肉和皮肤,但不是皮肤和肌肉就能够决定气息、神韵,这些是学校不能教的。学校教的是让作品发声。”

说到具体的学习过程,严歌苓讲述道:“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,用艺术的方法解析,比如读马尔克斯,然后去模仿。因为我们的教授认为画家都要临摹,按照《变形记》去写一部,像这样荒诞的、带一点微妙幽默的等,但是非常可悲的是,我们每个人都要临摹。这些临摹带给我的收获是,至少全世界的小说形式我没有不认识的。”

《陆犯焉识》  “抗拍”的反击式创作

严歌苓的小说自一开始就带着鲜活的画面感。1995年,她的《扶桑》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时,好几个评论家说,一看这就是可以拍成电影的书。严歌苓却倔强地说:“我很要强,你说我是这样的,我偏不。此后,她写了与《扶桑》截然相反的《人寰》,全书没有清晰的时间、空间线索,女主人公甚至没有名字,内心独白贯穿全书。而《扶桑》也即将要被拍成电影,在编剧过程中,严歌苓把自己小说里用的所有画面通通作废了,她说因为那是一个小说家的视觉,不是给导演直接拍出来搬上银幕的。“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可视、可触、可闻,要有色彩、温度。一个好的小说应该有这样的功能,它唤起人在阅读中的全部感官。”

如今,严歌苓的作品大部分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,她自己本身也经常担任编剧的角色,大多数人也是从这些作品中才熟知了严歌苓的名字。对此,严歌苓感叹“很悲哀。”她透露多年以来的愿望之一就是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。2011年出版的《陆犯焉识》为了推翻女性作家只能写女性的判断,严歌苓写了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一生,从一个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哥、留美博士到苍凉落魄的晚年,主人公的原型是她的祖父。“《陆犯焉识》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,有的时候是属于一种反击式的写,难道它不是写男性的?还把我往女性作家归类吗?”严歌苓觉得《陆犯焉识》就是一部很“抗拍”的作品,“因为陆焉识的一生经历太多,里面又有很多敏感的运动、事件。”但没过几年,张艺谋就截取它的片断进行巧妙改编拍了《归来》。

责任编辑:陈莉(QC000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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